一些地方政府政务诚信滑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打造政务诚信来带动社会诚信？9月14日，带着这些问题，《南方》杂志记者走访了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唐昊，请他就政务诚信谈谈自己的看法。

　　老百姓“以吏为师”

　　《南方》：在您的认识里，诚信是什么？政务诚信又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唐昊：诚信，也就是个人或机构的诚实守信。诚信是一种主观品质，也会造就某种客观环境，同时也构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一个社会诚信的缺失，不但意味着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也会带来生活环境的恶化，以及由于社会资本被破坏、人与人之间交往成本加大而带来的物质损失。

　　在整个诚信系统中，政务诚信占据着核心和关键的位置。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以吏为师”，“吏”指的是基层的公务员。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道德从哪里来？其实都是以基层的官吏作为学习对象。所以一个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行为，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特别是现在中国行政权力的泛化，在每一个行业中都有行政权力的影子，即使是学校、医院、商业机构也不例外。那就意味着行政权力要在很大程度上承担教化社会各行各业的职责——无限的权力实际上就意味着无限的责任。所以，政务诚信成为整个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就不足为奇了。

　　《南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各级政府正在逐步实现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但是仍存在个别打白条、虚报数据的现象，您如何看待？

　　唐昊：这样的现象在政务和商业体系比较发达和成熟的大城市里比较少见，但经常存在于基层政府。这些打白条、虚报数据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政府的政绩压力较大，个别干部只好通过作假的方式来维持政绩和官位；另一方面说明对基层政府的监督——包括来自上级的监督和来自群众的监督——双双缺位。

　　政治转型未跟上市场转型步伐

　　《南方》：造成政务诚信滑坡的原因是什么，会产生什么后果？

　　唐昊：从主观来看，政治权力本身就有自我扩张的特性。政务诚信滑坡的原因正在于政府权力的扩张导致政府本身所受到的监督压力不断缩小，政府行为也就变得更加无所顾忌起来。当政府为不诚信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甚至会因此得到某种好处时，官员当然就不会讲诚信。甚至少数讲诚信的官员也会因“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存在而被迫出局或改弦更张。从客观来看，我国的政治发展没有跟上市场转型的步伐，政治体制明显滞后。这就导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诚信体系无法建立起来。

　　市场经济本来是建立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的，而政务诚信迟迟难以建立，同时政府权力又不断介入市场，将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畸形发展，甚至破坏信用基础。而与信用社会资本相联系的商业文化、社会创新能力也会受到致命打击。

　　不强调向上问责，而是向公众负责

　　《南方》：这些年，政府在诚信建设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也见到了一些成效，如信息传播的及时与透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时而生等。但老百姓希望政务诚信能越来越好，政府需要做的还有哪些？

　　唐昊：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在社会层面放开舆论监督、媒体监督等社会监督机制，在政府层面完善上级问责机制、法律监督机制等。只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套监督机制能够到位，形成惩罚不诚信而奖励诚信的环境，政府诚信其实不难建立。

　　《南方》：政府诚信不诚信，谁来评价？评价标准在哪？

　　唐昊：政府诚信当然需要由公民来评价。这种评价的方式和标准在现实中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有效的莫过于民主机制的评价。在一些选举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例如英国，十几年前的统计表明，无论是政务官员还是文官，在媒体、公民、法律和政府自身强有力的监督下，几十万官员里涉及腐败案件的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仅有12人。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南方》：政务诚信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唐昊：从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可见，不仅仅是市场培育出一套东西进行良性的运作和合理地配置资源，而且市场还用自己的规则来改变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人员的行为和内部的制度设计是应随市场的变化而改变的，所以，未来政务改革的方向，可能不仅仅是前两年强调的问责制。问责是向上级负责的，是上级向下级的问责。我们在这里更加要强调的不应该是对上负责的“问责”，而是“公共责任”。所谓公共责任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你服务的对象负责，甚至向你服务的对象学习。如果真的能够建立一种政府承担公共责任、对服务对象负责的文化和奖惩机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寻找到一种真正的作为政府或者政府工作人员的真实定位，这个也是未来政府诚信和政府责任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