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些政府部门带头倡导全社会广泛用信，用“大数据”解决企业贷款融资难、企业和个人缺少信用档案等社会问题。但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失和滞后，让大数据应用面临“无法可依”困境。对此，市人大代表郑维琴提出建议加快信用立法，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据了解，上海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完成一期建设，分别面向信息主体和信用服务机构开通。去年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信用平台数据覆盖79个部门和单位，信息事项数达1296项，政府用户涉及55个部门，查询使用数量达到自然人352万、法人2.46万。

然而，目前我国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专门法律法规来调整社会信用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郑维琴代表认为，这导致政府带头倡导全社会广泛用信时，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困境。比如，在强化信用基础方面，部分信用数据仍处于相对封闭垄断状态，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制度来明文规定各部门提供信用信息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在对失信行为惩戒方面，则缺乏一套健全、严厉的惩罚机制，造成失信成本低；在信息公开披露方面，尤其是信用“黑名单”的公开公示，没有法律法规的有效支撑，很难做到；没有明确、清晰的范围界定，有可能会造成应该公开的未公开、不应公开的错公开，既不利于政府树立公信力，甚至会带来一些行政风险和不良后果。

静安区代表团一些代表说，目前，静安在政府带头使用“信用大数据”过程中，就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比方说，静安运用市信用平台数据构建信用分类监管模型，发现随机选取的区内1000家测试企业中，有监管记录的数据项仅为51个；还有些信息时效性滞后，比如税务系统的处罚信息集中在2010年左右。

“对信息的分类监管还缺少顶层设计。”来自静安的一些代表说，静安在尝试运用市信用平台对企业进行信用分类时发现，排名靠前的企业，科技类较多，排名靠后的则餐饮类较多。这是因为，政府对科技企业的监管，以资质认定和表彰评优为主，而对餐饮企业的监管，则以检查处罚为主。这种信息归集分布的行业差异性，将对今后根据信用分类实行差别化监管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政府各条线、各部门目前使用的信用分类标准各不相同。比如，海关、工商、税务、食药监等部门都分别制定了各自的信用分类标准和相应管理办法。这种标准的差异化，制约了各领域间信息的整合互通，需政府顶层设计、统筹考虑。

对此，郑维琴代表建议，应加快立法，提供强有力法制保障。在此过程中，有关部门还应对信用体系建设中涉及的一些重大专题和标准问题进行研究，如数据采集标准、评价标准等，不断加大信用公开和奖惩力度，形成完整的信用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

郑维琴还建议，市征信办作为全市信用工作主管机构，要更积极发挥其统筹协调和牵头引领的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和流程优化，统筹整合各方资源，联合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市信用平台；此外，各区县、各部门要打破条线分割、各自为政的传统方式，打破信息孤岛和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监管联动的奖惩机制，形成合力，让信用体系在更大范围发挥效用。

一些代表还建议，深化信用使用范围，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强化政务诚信、改善商务诚信、加强社会诚信、促进司法公信，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全方位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此过程中建议强化市区联动机制，鼓励部分区县先行先试，加大扶持力度。